姚洋:中国经济最让人担心的不是创新

  很多人主要担心中国创新能力不足,其实需求不足更可怕。日本所谓“安倍经济学”三支箭射出去,对经济并没有起到多少帮助,根本原因就是老年人没有消费意愿,内需想刺激也刺激不起来。日本执行的是实质上的负利率,按常理来说储户就不应该再去银行存钱,因为存钱不仅得不到利息,还得付给银行管理费。但日本老年人照样去存,而且存得更多。因为在没有未来收入预期的情况下,要保证生活水平就只能把钱存起来,然后再尽可能节省开支,压缩消费,老年人不会拿着钱到全世界各地去投资冒险,搏取高收益。这是日本给我们非常重要的启示,更何况中国经济的体量更大。开头就说过,未来再想依靠外需不断增长已经不现实,主要只能靠内需。等到内需严重不足,而且怎么刺激都不管用的时候,问题将非常麻烦。

  第二个挑战是世界格局的不确定大增。中国经济过去40年的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一个稳定且比较友好的国际环境。美国作为“二战”之后国际秩序的创造者和维护者,就是事实上的老大。这位老大还会时不时装睡一下,让日本德国,以及后来的中国陆续崛起。日本德国和美国始终不是一个重量级,但中国不同。中国经济抓住机遇期之后,体量一下子远远超过了日本和德国,直逼美国,而且雄心勃勃,最终要超过美国,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美国对中国态度的转变只是一个开端。美国其实有两个政府。一个是大家都能看到的民选政府;一个是大家看不到的隐形政府,即美国安全部门。美国安全部门的威力超出很多人的想象,中兴和华为事件的背后都是美国安全部门的发力。

  虽然经济增长减速,但1970-80年代仍然各界眼中的日本高光时代,一度喊出“日本第一”的口号。在创新上,1980年代全世界很多创新都来自日本,但即便是这样的创新表现,也只能支撑3%左右的增速。因为创新的难度非常高,需要的投入很大,且风险很高,很难支撑整个国家的中高速增长。再加上日本创新底蕴不够深厚,1990年代之后就被创新的瓶颈所困。美国的创新后来居上,而且底蕴更深厚,但创新所能支撑的经济年均增速也只有2%左右,另外1%左右来自人口增长。中国也已经在向这个阶段靠拢,不少中国企业其实已经达到世界前沿水平,像华为和阿里腾讯等都进入了无人区,可模仿的竞争对手没有了,增长就要靠创新。但创新所能带来的增速往往有限。

  对于出口导向模式,其明显的好处是需求不用取决于一个国家内部的收入增长,可以更多借力世界上其他国家收入的增长,极大地扩展了中国经济过去几十年的增长空间。但这样的时代可能一去不复返了。数据上已经明显出现变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中国出口占GDP比例达到最高峰,接近35%,然后逐步下降,如今约为18%,日本还有17%,美国只有10%。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比例应该还会下降。这意味着今后我们必须更多地依靠国内需求来创造经济增长的动力。

  中国要学会做世界领袖

  美国已经不会再帮助中国崛起,甚至转向主动抑制。欧洲也在转向,因为中国经济崛起对欧洲的挤压不亚于美国。只是欧洲还在摇摆,一会儿倾向于美国,一会儿倾向于中国,但总体上还是缓慢漂向美国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最近几年新常态的提法比较多。新常态究竟意味着什么?从我们研究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看,新常态本质上源于一种结构性调整。其中有三个重要变化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第一是中国出口导向增长模式无限扩张的时代已经结束;第二是中国工业化高峰已过,进入“去工业化”或“后工业化”的新阶段;第三是中国人口红利进入消退期。

  中国经济增长率慢慢走低是大势所趋。2049年的经济增速很可能下降到2%(相当于美国),以此推算出来的未来30年平均增长率应该是4.1%左右。今天听起来不高,但也已经不低。因为如果中国再保持30年平均3.7%的增速,到2049年的人均GDP就会超过美国人均水平的45%,进入高收入国家俱乐部。这个听起来也不高,但全世界人均GDP能达到这一水平的国家只有36-40个(依照不同的统计标准有所差异),绝大多数都是OECD国家和产油国。大概要记得中国人口总量惊人,如果折算成GDP总量,中国届时将是美国的两倍,而且相当于后面2-6位的总和还要多。按照这个速度,到2049年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总规模将有望恢复到19世纪前叶的水平(30%以上),同时人均GDP达到世界平均标准的两倍,我们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就实现了。

  如果工业列车长时间停靠在中国,就回到了我前面讲的第二个挑战,即未来国际格局的不确定性。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在过去三五千年都没有中断的文明,中国人又抱负远大。整个世界都还没有适应中国不断上升的地位,中国自己也还没有学会如何做世界领袖。

  “去工业化”的深远影响是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会放缓,因为外需下降,国内需求主要靠国民收入支撑,而国民收入的增长一般不会太快,就像发达国家以内生性增长为主,速度始终起不来。另一方面,服务业和工业相比,技术进步率比较低,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也没有那么大。当然,服务业的好处是普通老百姓的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占比能回升,收入分配格局会改善。国民可支配收入一般分成三部分,即居民企业和政府。在2008年危机之前,中国的居民收入占比一直在下降,20年间下降了10多个百分点,其中政府部门收入占比变化不大,变化主要是老百姓的收入占比不断转移到企业,这是一种负向转移,使财富集中度越来越高。经过最近这些年的调整,普通老百姓收入占GDP的比重在回升,基尼系数在改善。老百姓收入增长自然会伴随消费升级,消费降级的说法在数据上确实不成立。

  人口老龄化主要问题是什么?

  两大挑战

  世界领袖是什么样的呢?美国在“二战”之后占世界GDP的45%,对各国的优势都达到碾压级别,但它并没有一味强势,时不时会让一些弱小国家占便宜,美国愿意敞开国门为其提供发展机会,受益的包括日本德国亚洲四小龙,还有中国。问题是等到中国更强大了,再加上整个世界的工业都不需要再来回转移的话,别的国家去哪里寻找同样的发展机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如果都没有机会经历工业化,怎么才能过上富裕的生活?难道整个世界就一直让中国担任工业品输出国,不停地向中国买买买?中国要想为未来创造持续和平有利的国际环境,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这样的问题今天就要开始好好思考和研究。

  2019年3月2日,第三届中国企业领袖读享盛典在国家图书馆国图艺术中心举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应邀演讲,主题为中国经济展望。本文根据演讲内容整理。

  相比创新,我本人更担心的是另外两个挑战,即人口老龄化和国际格局的不确定性。

  对于人口红利。中国的人口红利在10年之前也是仍在增长,而如今已经没有优势。过去几年的劳动力总数也开始下降,虽然每年下降的量还比较小,但趋势很明显。这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需要面对的挑战,我们对于老龄化的准备非常不足。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未来的挑战,很多人担心创新能力不足。我对此不太担心,更担心的是老龄化和未来国际格局的不确定性。

  老龄化实际上是个“灰犀牛”,即大概率的风险事件,人们经常对于极有可能发生的事件心存侥幸,视而不见。老龄化的趋势已经不可阻挡,即便现在全面放开生育,人口结构仍然会继续老化。15年之后,中国的老年人口(65岁以上)所占比例将超过总人口的20%,达到日本1990年代中期的水平,而日本当时的人均收入水平已达到美国的80%-90%,中国15年之后的人均收入预计只有美国的40%左右,确实是未富先老。

  三个重要变化

  首先,创新速度会下来。老人多保守,不喜欢创新,也难有新意。日本1990年代之后的创新跌落和人口老龄化有密切关系。其次,消费会下降,这个挑战更大。日本股市在1990年代以前几乎没有下跌过,连续30年上涨,不像中国股市有好几轮暴涨暴跌,偶尔还会崩盘。日本股市30年都没有崩过。但1990年代之后日本股市直线下降。房价在1970-1990年代持续猛涨,之后一路下跌,如今很多地区空置成灾。所以中国房价也不大可能创造永远上涨的传奇,没有持续的人口流入就不可能有可持续的高房价。

  讨论中国经济增长问题时,总有人喜欢提出“中国特殊论”。事实上如果从上述三个重大变化来看,中国并不特殊,与日本和韩国的经历极其相似。以消费占比来看,日本经济增长的转折点出现在1971年。之前也是出口导向为主,1971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加之1973年的石油危机迫使日本像现在的中国一样从出口导向转变化内需驱动。

  不仅如此,未来中国和整个世界更可能担心的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列车长时间地停靠在中国,不再前行。众所周知的“雁阵模式”,即东亚地区以日本为领头雁,率先起飞,然后是“亚洲四小龙”,再往后是中国东部地区,接下来是中西部地区。理论上,雁阵下一波应该转向东南亚,然后非洲。但这一趋势极有可能在中国就不再转移,因为中国的工业部门和生产设备都特别齐全,再加上自动化生产线,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兴起,都将极大弥补劳动力数量下降带来的短板,从而使经济生产总体不受太大影响。如今青岛和上海的码头都是无人操作,很多工厂已经完全可以实现自动化,只是目前的劳动力还能接受,自动化只是一触即发的事情。

  当然,担心创新也是有道理的。中国要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到2049年成为现代化强国,创新当然非常重要,但我们一定也要清楚,光有创新并不足以支撑经济的中高速增长。日本1973年以前的20年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9.2%,尤其是1960年代的增长无与伦比,像中国一样被誉为增长的奇迹。但1973年之后增速慢下来,而且跌下不止一个台阶,此后20年间平均增速只有2.8%,1993年之后几乎没有增长,进入“失去的20年”。

  对于“去工业化”,如果仅从字面理解容易带来误解,我用“去工业化”想表达的核心意思是中国工业化的最高峰已经过去,服务业已经成为连续多年的经济增长主力。在三大产业中,中国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农业就业占比就一直下降,服务业就业一直上升,工业就业在2010年之前还基本保持上升,之后开始下降。值得一提的是,21世纪头10年中国工业就业比例上升了10个百分点,相当于之前40年上升幅度的总和。换句话说,加入世贸组织这头十年,中国工业化走完了过去40年的路。今后更多的劳动人口都只能依靠服务业。

  中国确实有不少难题,但也有自己的优势。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是一个巨型国家,国土面积相当于整个欧洲(包括俄罗斯的欧洲部分),人口是欧洲的2.5倍。中国的沿海地区很多城市已呈现第一世界的面貌,深圳在短短40年里从无到有,2018年GDP总量超过香港,人均GDP大概为香港的1/2。同时,中国的中部和西部地区还处在欠发达国家的水平。地区发展不均衡固然是不能回避的问题,但内部趋同也是一种潜在优势和发展空间。我们进行过简单的推算。中国东部地区人均GDP目前是中西部地区的1.8倍,如果中西部地区要在20年之内赶上东部地区,增长速度就要超过东部地区3个百分点。如今也基本如此,整个东部地区在减速,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中心城市增长速度还是很快的。东部地区目前占整个经济规模的60%,即便东部地区增长率下降到6%,全国增长率仍然有望达到7.2%;等到东部增长率下降到2%,全国增长率也还有3.2%,大概是美国当前的水平。到那时,经济增长就完全靠技术进步推动,投资已经不起什么作用。所以我认为一味鼓励企业“走出去”的政策和战略值得反思,我们第一步要做的应该是“走进去”,即对内开放,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政府也应该给优惠政策的空间,让东部地区的企业迁移到中西部地区,而不是一味追求到国外发展。

 


posted @ 19-03-17 06:18  作者:admin  阅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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